汪精卫怎么卖国的(汪精卫卖了多少国)

汪精卫怎么卖国的,汪精卫卖了多少国

内容导航：

汪伪政权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卖国罪行

汪伪政权卖国的资料

汉奸的结局汪兆铭和陈公博

汪精卫是卖国还是爱国

一、汪伪政权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卖国罪行

【汪精卫妹夫褚民谊盗窃国父孙中山肝脏】

褚民谊是国民党元老，早年留学日本，1911年后回到上海，并结识了汪精卫、陈璧君夫妇。他随后同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，于是褚民谊便成了汪精卫的妹夫。

这层关系对褚民谊仕途影响很大。1939年褚民谊参与汪精卫建立亲日政府的活动，担任伪国民党秘书长，成了汪伪政府大管家。1940年3月，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，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。同年，他任驻日大使。褚民谊成了汪伪政府第四号人物，他通日反共，盗窃国父肝脏，犯下累累罪行。

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因患肝癌去世。按照孙中山生前要保存遗体的愿望，为了遗体防腐，当时英国、美国人合办的协和医院将孙中山内脏取出。院方让孙科等人看过之后告知将把遗脏火化。然而医院却把孙中山的肝脏保留下来，并做了肝脏病理切片和腊块标本，经药水防腐装在玻璃瓶中，收藏于协和医院病理研究室，用于医学研究。

后来，协和医院由日本人接管，孙中山的遗脏落入日本人手里。汪精卫得知后，于1942年3月25日派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专程去北平，褚民谊与日方首脑冈村宁次商谈，让日本奉还孙中山遗脏。日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答应了褚民谊的要求。就这样，孙中山的遗脏就带回了南京。

经汪精卫同意，孙中山遗脏在中山陵祭堂举行奉迎仪式后，上海镭锭医院汤齐平医生请求做为研究癌症借用，得到汪精卫同意。然而抗战胜利前夕，褚民谊将孙中山遗脏盗出，藏匿于南京一亲戚家中，成了其个人宝物。他要为自己留条后路。当1946年4月22日褚民谊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决死刑时，褚民谊便向国民党政府表态，愿意献宝来求免死。但是，此事一经媒体披露，全国舆论一片哗然，国民党元老纷纷谴责褚民谊的卑劣行径，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，褚民谊最终被执行死刑。

雲绯文史公众号：故纸堆间（yunfei919-）

---

你好，首先来说说汪伪政权一号人物 汪精卫。

汪精卫本名汪兆铭，字季新，笔名精卫。所以大多叫他汪精卫，早期时汪精卫也还有一颗爱国之心的，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，任广东教育会长，其年轻时也曾有过刺杀大清朝摄政王载丰的壮举。但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打压，在抗日期间投靠了日本人，成为了被人唾弃的汉奸。在抗日战争后期因早期时遭遇过刺杀，中枪留下病根，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。

其以曲线救国之称投降日本人，与日本人签订了大批买过协议，建立伪军政府，执行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。

汪伪政权二号人物 王揖唐

王揖唐
职务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长，早年曾在日本留过学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王揖唐投靠了日本人，担任汪伪政府的重要成员之一，其协助日本妄图完成大东亚共荣战争，但后期由于与汪精卫不和，被免了职。抗战胜利后被逮捕，以汉奸罪处以死刑。

汪伪政权三号人物 陈公博

陈公博
职务为代理主席，出生于官僚家庭，曾赴美国留学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其极度恐惧日本，大力宣传抗日必亡等亡国论，追随汪精卫一同投靠了日本人，毫无民族气节，在汪精卫死后，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，集大权与一体，在日本投降后，被引渡回国，最后以汉奸罪，叛国罪，处以死刑。

汪伪政权四号人物 周佛海

周佛海
早年曾在日本留学，其早期参加过中共一大，后期叛党投靠蒋介石，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，随后抗日战争爆发，周佛海与汪精卫执行所谓的曲线救国政策，大肆勾结日本人，出卖国家人民，在汪伪政权成立后担任过财政部长等职。在汪精卫死后升职为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。抗战胜利后，在南京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公开审判，以叛国罪处以死刑。

正是应了那句话，所谓天道酬勤，不是不报日子未到，该来的总会来的躲不掉。背叛国家，背叛人民，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

二、汪伪政权卖国的资料

汪精卫政权，亦称汪兆铭政权、南京政权、汪伪政府、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等，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（本名汪兆铭）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首建立的政权，其以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”为名，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。1940年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于南京，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“国民政府代主席”及行政院院长，周佛海、李士群为主要成员；1945年抗战结束后解散。

三、汉奸的结局汪兆铭和陈公博

文章来源： 克念｜近代史论语（ID: history-lunyu）

1.

冬至日后的一百零五或零六天，即清明前一两天，就是寒食节。
这个节日在西汉就很盛行，主要是纪念春秋时期晋文公的老朋友介子推。
在这个节日的发源地山西，还有人过着寒食节，但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后两天的清明节所取代。

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在东汉之前，人们只祭庙，不扫墓。
后来扫墓就在寒食节，而清明节是用来旅游踏青的，这分得很清楚。
但是在明代，寒食节已经消失了，或者说，其扫墓的功能已经和清明节的春游功能混为一谈了。

坟墓，无论在宗教还是意识形态上，都有凝固信徒意志，并鼓舞激励追随者的政治作用和心理作用。
所以，破毁敌对者的坟地，成为了越来越酷烈的斗争手段。
五十年前的“文革”中，可能除了中山陵，其他所有近代史名人的坟墓，都被挖开摧平了吧？但论到这种“妙计”的滥觞，还是在抗战以后，那就是针对所谓“汉奸”的行动。

汪兆铭真是死得及时：比日本投降早了大半年去世，非但没有因战败而受到重庆当局的羞辱，还能有时间、人力和经费安然落葬。
其坟墓就在南京市郊明孝陵南侧的梅花山，同中山陵相伴。

抗战胜利后，汪氏成为中国最大的汉奸，蒋中正当然不会允许这个坟地的存在。
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最信任的何应钦去处理。

1946年1月15日，一群在南京的军政要员赶到了黄埔路的陆军总部会议厅，在这里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要亲自部署这个重要而神秘的任务。

“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，希望绝对保守秘密，不得向任何方向泄露。
”

听到何总司令这么郑重其事，与会的官员面面相觑，大气不敢出。

“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，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，居然葬在梅花山，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，太不成样儿。
”何应钦继续说道。
这时，参会人员已经隐然知道将会发生什么。

“如不把它（指汪坟）迁掉，委座看见了一定要生气的。
同时也有碍各个方面的视听。
”何应钦终于点出了任务要素。

最后，他斩钉截铁地指示道：“你们详细研究一下，怎样迁移，必须妥善处理！”

讲话完毕何应钦就退场了。
接下来由其参谋长萧毅肃布置具体任务。

——本案主要负责人是卫戍南京的七十四军的副军长邱维达，他的工兵部队要炸开汪坟；直属何应钦的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协助爆破和迁移；首都宪兵司令张镇派员担任工作区戒严；南京市长马超俊于外围进行民事协调配合。

萧毅肃又强调了一下：“总司令已经接到重庆指示。
”这话意思，就是“这个命令由蒋中正直接向何应钦下达”。
也是时间紧急了。
梅花即将盛开，汪兆铭坟墓左右即将成为赏梅胜地，如不及早迁坟，用萧毅肃的话来说，真是“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”了。

军人的行动效率就是高。
会议后的第六天深夜，破坟行动开始。
此前三天，明孝陵到中山陵之间已经高度戒备，禁止平民通行。
午夜零点，在邱维达、马崇六、马超俊的监督下，爆破工作正式开始。

汪兆铭坟墓的外层是钢筋混凝土，用了一百五十公斤烈性炸药（TNT）才炸开。
内窖打开后，发现一座狭小的楠木棺材平放其中。

2.

开棺验尸。

尸身上覆盖着青天白日红地旗。
汪伪政权在南京所用的“国旗”同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样，都是这面三色旗，以表示党统和法统并没变更，仍在存续。

掀开国旗，三位大员仔细辨认——确实是汪兆铭本人。
可能用过防腐剂，面部和尸身都尚未腐烂，因此面容清晰，只是脸色有点暗沉，并且略有黑斑。

汪兆铭的尸体身穿藏青色长袍马褂，这是国民政府规定的文官大礼服；头戴礼帽，腰配大绶，整个服饰显得简洁而庄重。

棺盖揭开后，马超俊将仔细检查棺内物品，马崇六命令除邱维达外所有军人都退出现场。

马超俊此时的行政身份是南京市长。
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才二十岁时，也就是1904年起就追随孙文，是真正的老革命——那时同盟会还没有成立呢——其革命资历比胡汉民、汪兆铭还要老，更别说蒋中正了。
而且，马超俊在华侨、洪门和劳工运动界中均享有崇高的威望。
由他来开棺检验，诚然是最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人选。

马超俊仔细搜检一番，发现汪兆铭的确清廉高洁，棺内没有任何随葬物品。
后来才在他的马褂口袋里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，上面是汪夫人陈璧君手书的“魂兮归来”。
这是陈氏从日本接尸体回来时所写，招魂所用。

刚刚负责炸坟的是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长李东阳，马崇六指着陆军总部带来的卡车，对他吩咐道：“你的任务，现在就把棺材装上这辆车。
今晚还要将墓地平掉，务使不留原来痕迹。
”

马崇六的意思就是，将棺材装车以后，你们就忙着平坟吧，我先走了。
邱维达突然觉得其中大有问题。
邱维达记得，何应钦和萧毅肃布置任务的时候，都说是将汪坟“迁移”，那到另一个地方埋葬，怎么就不需要工兵了呢？于是他故意命令李东阳，要他护送装着棺材的卡车去目的地，以表示郑重。

次日清晨，李东阳回驻地向邱维达汇报——他们把汪兆铭给焚尸扬灰了。
马崇六将棺材运到了清凉山，连同尸体一起推进了火葬场。
才半小时，就烧得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

这时，邱维达才明白，原来何应钦有两套命令：开会说，只是将汪坟迁移，而给直接下属马崇六另有秘密任务，就是将汪兆铭焚尸扬灰，什么痕迹都不能留下。

过了半个月，梅花山上梅花开，汪坟的原址修建了一座凉亭，边上还有两条小径，花木扶疏，环境优雅，同近处的梅花和远处的中山陵遥相映照，风景秀丽。
到此一游的市民络绎不绝，也只有那些有心人才会惊讶一声：诶，汪主席的坟墓哪里去了？

马上，得到消息的汪文惺愤怒地从香港来到了南京。
她是汪兆铭的长女，三十一二岁。
原本“大汉奸”的女儿自觉低人一等，但自己父亲的坟墓凭空消失，就算拼了条命，也要讨个说法吧？

汪文惺先去南京市政府，找父亲的老同志马超俊。
事实上，马超俊真的不知道后来马崇六是怎么处理汪精卫尸体的。
他拒不出面，而悄悄地让秘书告诉汪女——去找何应钦。

于是汪女天天去黄埔路陆军总部门口，求见何应钦。
其实她要求很简单：把我父亲的坟头铲平我们理解，但请将尸骨还给我们，带回家乡广州去安葬。
何应钦当然不会出面，即使出面也拿不出汪兆铭的尸骨，连骨灰都没有了嘛！

汪文惺越来越绝望，心知父亲已经尸骨无存了。
她无助地在陆总门口大哭起来。
萧毅肃看着实在头痛，就让手下一个参谋去吓唬汪女，说要法办，但其实也只能听之任之。

汪文惺哭闹了好几天。
想想自己的父亲也算是国民党元老，长期担任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职务，没想到今天还是国民党天下，自己父亲却连一星骨灰都没有留下。

这就是最终的结局。

不过也无妨。
任何革命者，在投身革命的那一刻，肯定早就预见了这一结局。

3.

自汪兆铭于1944年11月死后，南京汪伪政权的第一把交椅，就挪到了陈公博屁股下。
但是，在他的诸多最高职务中，唯独“国民政府主席”之前，始终加了“代理”二字。

有好事之徒去请教他亲信，这位亲信道出了玄机：“国民政府的主席，应该是蒋委员长的。
陈（公博）先生现在是替蒋委员长看守国民政府，等蒋委员长来了，陈先生就要交还。
所以陈先生现在只能算是‘代理’吧。
”

亲信这话未必能够代表陈氏心意。
不过当时日本帝国在美国和中国的夹击下，败相已露，陈氏未必不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

但他同另一位大汉奸周佛海又有不同。
后者之前属于“CC”，同蒋系人物和军统还能有沟通渠道。
但陈公博一直是汪系的铁杆台柱，二十年来跟蒋中正集团势同水火，所以即使想转向投靠，也不知道门路在哪里。

于是，日本帝国向盟军投降的当口，他只能逃去了东京。

1945年8月25日，陈公博夫妇一行七人坐飞机仓皇逃向日本，希望在这个大混乱时期消失于茫茫人海。

后来他是这样解释的：“我之飞往日本，是为了避免纷嚣”。
他说，临走之前写了两封信，一封给蒋中正，一封给何应钦，托人让国民党陆军总部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转交。
信中的意思无非是说，我只是暂时离开中国，如果蒋主席或何总司令要我自首，我马上可以回来。

然而，一上飞机，他的去向就对外严格保密了。
因此，国民党当局根本不知道他藏在哪里，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国家。

就在这时，一条电报泄露了他的行踪。
原来，在他的座机离开南京前夕，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给东京的日本外务省拍了一封密电，告知陈公博一行都有那些人，来日本做什么，抵达羽田机场后希望妥善接待安排云云。

当时，重庆的军事委员会有个独立于军统组织的特种技术研究室，其主任由蒋中正的亲信、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将兼任。
这个技术室的唯一任务，就是截获破译敌国的秘密电报。

这封关于陈公博去向的日文密电，当时就被军委会技术室截取，仅用一周就破译成功。
于是，重庆方面也就知道了陈氏的行踪。

当即何应钦就命令冈村宁次，要求日本当局立即交出陈氏一行，并请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协助缉拿。
终于，十月初，美军在京都逮捕了自以为很安全的陈公博，将他押往了飞回南京的军机。

陈公博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，很会写文章。
在其回忆录中，他只对两个人“称先生而不名”，那就是汪兆铭和蒋中正，以“对他们表示尊敬”。

当然，对于崇拜追随的“汪先生”，他虽有微词，但字里行间都是热爱和回护；对于“蒋先生”呢，则表面客气，但语气中夹枪带棒，将国民党从1926年来几次大分裂的所有责任，都推给了蒋氏。

后来李宗仁学了这一招，在其口述回忆录中也将蒋氏称作“先生”，并向这位“蒋先生”泼去了无数吨脏水。
这本是村头小儿在口舌之争中常用的无赖伎俩，没想到被两位党国巨擘一用再用，真令后人啼笑皆非。

这二十年，以陈公博为台柱的汪系“改组派”若在野，就搞小组织活动，并出版报刊把“蒋先生”骂个狗血淋头；若一旦同军事实力派结合，马上举兵反抗中央，同黄埔系打得血流成河。

其实，就本质而言，汪兆铭跟侵华日军的结合，同之前他跟冯玉祥、阎锡山等地方军头的结合，并无二致——只要能打蒋中正，抓谁的枪杆子都行。
但这一次毕竟是勾结外敌。
因此，陈公博自己也知道，自己死定了。

谁都知道，大战结束后，无论对侵略军（战犯）还是卖国贼（汉奸）的审判，只会基于政治，而绝不可能基于司法。
法律精神卓著的国家，也只是走过场的时候门面装得像样点而已。
但是，陈公博毕竟是1907年十六岁时就参加国民党的老同志，党龄比蒋中正还长。
而且他精于宣传理论。
在法庭上，要为自己的行为和主张，作一次全面辩护。

1946年三月初，陈公博从南京的军统看守所被押往苏州，关进了司前街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。
法院近在咫尺，4月5日，他将正式在那里接受审判。

就今天来看，从看守所到法院，只要路过一家“长发”蛋糕店和跨过一座小桥，再拐个弯就到了。
但当时观者如云，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，汽车七分钟方才抵达。

这种政治审判固然是走过场，但也像模像样进行了五个小时。
陈公博还是打足精神，在庭上滔滔不绝地为所谓的“和平运动”辩护。
当然，这并没有任何作用。

一周后，江苏高等法院判决其死刑，并将其转监，关进苏州相门狮子口的江苏省第三监狱，等待重庆方面的终审裁决。

死刑，当然是死刑；而且是“立即执行”。

4.

6月3日，丙戌年端午节前一天，清晨。
狮子口监狱的典狱长陈松年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。
他拿着昨晚收到的死刑执行状，让一位狱警去交给陈公博签字。
又让他带去半斤老白干，好让陈氏喝醉后减轻一些恐惧。

陈公博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个结局，但听到即将被枪决，还是身体抖了一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完了，完了”。
但是，他有勇气清醒地面对死亡，因此平时嗜酒如命的他对那瓶老白干不屑一顾。

八点整，监狱内院左边廊下摆好了公案，本案公诉人韩焘带着推事和书记员落座。
他是江苏高等检察处首席检察官，而现在，他还有另一重身份，就是本次执行的监刑官。

陈公博被法警押了上来，觉得这阵势有点隆重，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换一身挺括点的衣服，并且要向两个同监的老朋友诀别。
韩焘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陈公博回监仓，换了双时髦的黄色尖头皮鞋，穿上干净的蓝布长袍，嘀咕了一句：“如果昨天就知道，还可以理个发。
现在来不及喽！”似乎留着长发就刑是他此生唯一的遗憾一样。

他先去向汪夫人陈璧君诀别。
后者兔死狐悲，颤声说道：“想不到你竟然死在蒋介石手里，叫人死不甘心！”然后，陈公博又去褚民谊的监仓口，与其握手而别。

回到内院廊下的公案前，韩焘照例确定罪犯身份，并宣读罪状，传达终审判决结果。
陈公博倒是没什么遗言，只是说，目前正在给蒋中正写一封长信，可惜只写到一半。

“可以多给你两个小时写完这封信，时间够吗？”韩焘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来不及了”，陈公博挥了挥手。
继而他又补充道：“我监仓抽屉里有本自白书，详细叙述了我参与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经过。
”

“我们会交于法院存档的。
”韩焘答道。

其实陈公博的意思是最好能够转呈蒋中正。
不过事已至此，多提要求也没啥意思。

“今天谁给我行刑？”陈公博突然想起这个重要的问题。

“他。
”韩焘指了指身边这个叫周九成的法警。

“请你打得好一点，不要太破相。
”陈公博转过头看着周九成，脸上第一次显现出央求的神情。

“他枪法很准，已经执行过很多人，每次都打得恰到好处。
不会太破相，你放心。
”不知道为什么，三位检察官竟然异口同声答道。

陈公博舒了一口气。

公事办完，私事聊完，终于要走到结局了。
陈公博直了直腰身，然后做了件谁都没料到的事。

——他笑容可掬地向韩焘及其两位随员伸出右手，亲切地招呼道：“再见！”

三名检察官楞了一下，陆续伸手，与他握别。

十五年后，也曾是汉奸的金雄白在香港回想起当时场景，不禁感慨道：“死囚临刑，竟与监斩官相互握别。
这未免是千古稀有的奇闻了。
”

这令人想起四年后的一个故事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前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、爱国将领蒋光鼐投向人民，定居北京。
当时宋庆龄家距离蒋光鼐住所仅一箭之遥，蒋非常虔诚地去拜访她，但她拒不接见。

后来他又得知，他的北伐、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这三个时期的老下级周士第也在北京，任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。
蒋光鼐是个念旧的人，十分高兴地打电话过去。
没想到刚一开口，周士第就呵斥道：“不要再搞这一套了！”随后搁掉了电话。
蒋光鼐怔怔地尴尬了好久。

国家同国家之间，民族同民族之间，时代同时代之间，政权同政权之间，大大小小的差别和距离，不仅仅看典章制度和生活水平，更要看某些细节及对于细节的处理。
人伦的厚重或浇薄，人情的温暖或冷酷，人心的柔软或阴狠，都在细节，且只在细节。

陈公博走过长弄，来到后院。
这就是刑场。
他一边走一边问：“我站在哪里？”脚步刚停，话音未落，法警周九成已经开枪击中他的后脑，子弹从右颊穿出，一下子鲜血喷涌。

民国文人中最为铁骨铮铮、忠肝义胆的汉子，终究是死了。

在这个话题无孔不入且热爱阅读的新媒体编辑部，我们经常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公众号上，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众、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鲜玩意儿。

现在，它们都将一一出现在这个栏目里。

我们也随时欢迎您的参与，留言向我们推荐您读到的低调好文。

本文由公众号「近代史论语」（ID：history-lunyu）授权转载，欢迎点击「阅读原文」访问关注。

四、汪精卫是卖国还是爱国

答：汪精卫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，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，沦为汉奸，的确是属于卖国。汪精卫早年加入同盟会，一开始思想的确是进步的。但汪精卫性格懦弱自卑、优柔寡断，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。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，上海爆发了“一·二八”事变。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，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。汪精卫开始被恐日情绪所围困。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，只看到日本的强大，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，害怕打仗，全力交涉言和。1932年5月在蒋、汪的同意下，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迈出了卖国的第一步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1938年12月18日，汪精卫离渝出走，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，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，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。汪精卫降日投敌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，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“东亚联盟”理论。他以所谓“政治独立、军事同盟、经济合作、文化沟通”的“东亚联盟”四大纲领，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，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，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。汪精卫竭力利用“东亚联盟”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，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。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，当时最主要的盟国之一就是中国。汪伪政权推行卖国主义政策，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，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，竭力向他们灌输“东亚联盟”等亲日卖国的思想，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；组织伪军，镇压中国地下抗日武装。汪精卫从辛亥革命的英雄，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，变化如此之大。有人为他辩护，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，也要保全大局；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，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。出于评价者之不同立场，对汪精卫这一复杂人物的确历史争议。不过，汪人生后期所作所为，或有出于“保存实力、曲线救国”之苦衷，但其变节投敌充当傀儡之事实，却是任何民族史上所不齿不容的卖国之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