爸妈为了让我听话(2年找人绑架了我3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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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年前，当美国精神科医生Ivan Goldberg博士在博客上用“网瘾”一词，调侃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协会把一切沉迷事物形容成“X瘾”的时候：

他肯定没想到，这个玩笑能成为无数专家治疗“网瘾”的理论依据，更不可能预见到，他能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掀起一波“送娃戒网瘾”的社会浪潮。

在那时的浪潮中，很多“专家”成了新闻媒体里的弥赛亚，成百上千座由高墙和铁丝网组成的“网瘾治疗机构”拔地而起。它们共同铸成了一具冷冰冰的机器，把那些不符合家长期望孩子身上的毛茬碾碎，帮他们调教出一个又一个合乎主流标准的“好孩子”。

今天当我们再提起“戒网瘾”，大家总会第一时间联想起：雷电法王杨永信、电击疗法调教网瘾少年的恐怖画面，觉得这些事似乎只会发生在所谓“网瘾少年”的身上。

但事实是，更多令家长产生“没法管”的孩子都被送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些机构未必都采取了极端的电击疗法，但他们粗暴的军事化管理与监禁对学员们造成了难以抹去的伤害。

为了搞清这种机构对人的伤害，本期虎扯电台邀请到了国内戒网瘾学校初代学员小乐。

他在2007-2008年中，曾三次被家人强行送进戒网瘾学校接受“行为矫正治疗”并在那里遭受到了暴力与绝望。

这个故事与猎奇无关，我们希望通过他的残酷遭遇，留下一份有关时代的证词。

播客：点此收听

2007年12月，小乐的朋友在学校挨揍了。为了替人出气，他和几个哥们决定找人打回去。

在去打架的路上，差不多是当天下午4点，他接到他爹的一个电话，内容大体是问：他在哪？在干嘛？几点回家?但就是这么一通听上去很平常的电话，却暴露了他的行踪。

挂了电话没多久，一辆金杯车就停在了他面前，两个彪形大汉下来，用手铐铐住他，连推带搡地给他按进了车里。

这个情况给他和朋友吓懵了，直到小乐上了车看见他爹的脸，才意识到这是要修理他，要给他送戒网瘾学校了。

被亲爹带人按进金杯车，是他妈的意思，那会他刚15岁，算是学校的问题少年：早恋、打架、抽烟和夜不归宿打魔兽的行为，让小乐家人寄希望于戒网瘾学校，试图让他成为“好孩子”。

为了尽快让小乐步入正轨，也是怕他半路逃跑，三个成年人押着他一路向南，一夜赶到武汉某个戒网瘾学校，到的时候天都快亮了。

“快到的时候，我爸就让我好好改造，说来这儿总比去监狱强。我那会也第一次去，还有点好奇，觉得反正也没来过，就去瞅瞅呗。”小乐回忆，“但当我看见高墙和铁丝网的时候就觉得完蛋了。”

武汉这所戒网瘾学校环境破旧，条件艰苦，每天的伙食清汤寡水，难见肉腥。小乐去的时候整个学校有60多个学员，他们来这受训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早恋，有的是因为爱玩游戏，还有的仅仅是因为内向。尽管原因各有不同，但每天睡在木板床上的学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不符合家长心中好孩子的标准。

艰苦的生活环境，只是戒网瘾学校“感恩教育”的一部分。

这套感恩教育共分为三板斧，小乐说：“艰苦环境是为了让我忆苦思甜，但平时上课就分成一文一武，文的就是让背《弟子规》、写感恩信，武的就是体罚，没事让你跑圈、练蹲姿，姿势不准就拿绳子抽你，就军训那一套，但是暴力的多，最难熬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小乐呆了半个月就受不了了，决定“越狱”。

他开始仔细观察文武老师的作息规律，观察宿舍楼道铁门钥匙的位置，找了关系不错的4个人商量一起逃跑。

“但这计划刚开始第二天，就有人告密了。当天晚上我们还睡觉呢，他踹门进来，给所有学员全叫起来，脱光了练蹲姿，蹲了一个小时之后，就说‘我知道有人要逃跑，赶紧站出来吧，别让大家都遭罪了。’我就站出来了。”小乐说。

在一顿拳打脚踢之后，他被教官要求在开着窗户的浴室里洗冷水澡，然后在冷风中罚站一宿，第二天就直接发烧了。

那时站在冰冷水泥地上打晃的小乐并不知道，2008年1月的中国南方正好遭遇到了雪灾，武汉市区的水管都被冻裂了。

在这次遭遇之后，小乐选择接受现状。他机械地撰写感恩信——歌颂父母和学校的好，忏悔自己的罪，觉得这样就能早日出来，回到北京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在2008年春节，他父母从北京开车来学校接他回家。他清楚地记得在三楼看见妈妈和继父往教学楼走时开心的心情，也记得学员们趁机给他塞的纸条：

纸条上写着电话和句子，有的让他出去告诉电话另一头的人，一切都好；还有的写的是，救救他们。

为了迎接小乐回家，父母带了一大家子人一起来武汉过春节。

在家人看来，经历过这样的调教，小乐一定能珍惜现在的生活，做个好孩子。

不过这段遭遇，非但没有让小乐懂得生活的美好，却让他对家人产生了更大的恐惧。

母亲日常中“还不听话就给你送回去接着练”的威胁，让他惶惶不可终日。在恐惧之下，小乐萌生了远离家人生活的想法，试图逃离不知道何时会降临的惩罚、逃离家人、逃离北京，过点踏实日子。

这种想法滋生了更大的暴力，为了实现计划，他通过切手机和切钱，攒了3000块钱，跑到了西安，投奔同学。“当时很幼稚，就想拿不回家为筹码，让他们别再送我了（指戒网瘾中心）。”他说。

很快，家人开始跟他谈判，让小乐先回北京之后，再跟他好好聊聊。但当坐到继父车上，得知母亲还是要在他回京后给他发配的计划时，他决定逃跑。

在一行人在华山服务区用餐时，小乐找到了机会，他装作晕车呕吐状，故作镇定地去厕所，在逃离继父的视线之后，他跑出服务区，穿过车流，到对面车道。

在虎扯电台里，小乐回忆说：“他们要抓我，肯定得掉头，等转过来的功夫，我早跑了。我转过去之后，就沿着路一直走，到了一个村里，找了个拼车师傅，兜里也没钱，我就拿烟跟他套瓷，得到信任之后，我让他给我载到西安，让朋友帮我把钱先垫上了。”

这次逃脱经历，让小乐短暂地获得自由，同时也给母亲气到高血压，给继父气进了医院。得知消息，小乐出于孝心还是决定先回北京，再行谈判。

这次回到北京之后，小乐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四处借宿，一天一换，生怕被父母找到人再逮回戒网瘾机构。

在与家人僵持了半个月之后，他特别信任的表哥给他来电话，温柔地邀请他在东单谈判，他听着觉得很温暖很可信，就答应了。

“我当时看见路边停着金杯的时候，就知道有埋伏，转头就跑，结果他们带了一堆练田径的小伙子，逮着我之后给我按车里一顿胖揍，都给我揍渴了。然后还拿脚踩着我头，给我押到宣武我爸哥们那，又是一顿揍。”

在挨了两顿揍之后，小乐被送往位于河南郑州的一所戒网瘾学校。这里规模更大，墙更高，教官更多，生存环境也更恶劣。

小乐把河南戒网瘾机构称为地狱试炼。

这种痛苦，首先体现在最表层的身体折磨。

在他刚到这所学校的时候，教官命令他们抱沙袋，每天从晚上10点抱到早上6点，然后再跑圈，这是小乐在这里接受残酷体能调教的一个缩影。

“那会儿就是中午能睡俩小时，晚上抱着沙袋困得直打晃，心脏也跟着疼，跟他妈熬鹰似的，这种逼学校就是折磨你，让你学会服从，跟训狗一样。”小乐说。

其次，这种痛苦体现在欺凌之上。

作为外地来的学员，小乐始终被排挤，没什么能说话的人。而这种欺凌并不仅限于精神层面，也表现在肉体的殴打。

小乐回忆：“有一次上课，他们把我凳子撤了，想看我坐屁墩，我就跟他们理论，结果回宿舍，他们一帮老乡就等着我，拿马扎抡我后脑勺，我跟他们打，这帮人还拉偏架。”

在蛮荒的戒网瘾机构中，这种斗殴事件时有发生，但在这片野蛮丛林中，这种事情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裁决。

群殴之后，教官特意找到小乐，要求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家人；但小乐在沟通电话里，依旧向家人控诉自己的遭遇，并表决心说要听话——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听话，而是因为他害怕。

但小乐家人的投诉，换来的是教官的体罚：连续几个夜晚叫他起来练军姿，作为他告家长的惩罚，并拍唬他如果再告状，就要继续整他。

人们常以为杨永信的电击疗法就是治疗网瘾最大的恶，却殊不知在求救无效，生活黑暗的境地下对戒网瘾学员的规训更为可怕，小乐在这种境地下变得不人不鬼，备受打击。今天当你跟他聊起其中细节时，小乐都会刻意回避，或者是犹豫一会说“我忘了”。

“那会儿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。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腆着脸去跟那些欺负我的人聊天，要不然非疯了不可。”他说。

一开始他的家人花了7万给他在这交了2年的学费，但在河南受训的过程中，小乐的一场重症，却帮他在入学的第3个月，得以逃离魔窟。

在多次“戒网瘾”治疗中，小乐也到了17岁，家人也觉得再送戒网瘾学校不太合适。当今天再度谈及此事的时候，小乐很感谢自己的这场病，因为就是这场病帮他躲过了再进监牢的厄运。

这段经历，有没有把小乐变成他家人心中“好孩子”的模样并不好说，但对他造成的创伤却是实实在在的：他不但不再信任家人，而且还常会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被人毒打带走，而家人在旁边熟视无睹。

随着年纪渐长，他曾试图修复这件事造成的家庭撕裂，但却发现始终绕不去一个坎，那就是到底什么是好孩子？而又是谁给了父母对子女的无限处置权？

没人告诉他，他也想不出答案，只能模模糊糊地认为：无论是戒网瘾也好、早恋也罢，这都是假招子，或许那代传统家长想要的，就是子女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权威吧。

尽管很多问题没有答案，但有一点小乐是十分确定的，那就是在他们家庭关系变得一片狼藉之后，河南戒网中心的校长肯定赚了大钱：证据就是他的车从本田换成了奔驰S350。

在录完这期虎扯电台之后，我送他上楼，在临别的时候，他问我是不是自己才是家庭痛苦之源，是不是如果他不存在，家人就不会这么痛苦了？

我借《发条橙》的桥段给了他答案：善由心生，善良是由人自己去选择的，当人不能选择的时候，他也不再是人了。